发红包，是中国春节的传统之一。然而，如今这却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一大负担。近日，新京报记者调查了102名市民。结果显示，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今年共发出了超过1000元的红包，单个红包里最多放入超过500元的人也占了四分之一。而红包的流向主要是家族晚辈。(2月3日《新京报》)
过年发红是一种传统，甚至是过春节一种必然程序。在大多数人的眼中，自己年少时是收红包者，长大了也是发红包者。但当红包“满天飞”,且标准越来越高的时候，红包就可能成为一种负担，甚至成为败坏社会风气的恶疾。
年俗作为一种文化需要得到传承，否则传统的东西就会逐渐失去。在西风渐进的情况下，如何保有年味也是一个现实命题。但很多年俗又是特殊时代所产生的，发展到现在已经跟不上形式的要求，有些甚至是种陋习和恶习，比如产生于农耕时代的放爆竹，在当时具有“辟邪”的说法，不过现在看来，其固然承载着某种美好的愿望，并表达出节日的喜庆与热闹，但事实足以证明，燃放烟花爆竹不仅污染空气，还来噪声，制造大量的垃圾，已经成为公害之一。于是禁放烟花已经成为全民共识，并逐步上升到法律禁止的范畴。
红包年俗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派“红包”是过节的一种习俗，其应当是起源于压岁钱。因为按照习俗，春节拜年时，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，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，因为“岁”与“祟”谐音，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。由此而看，压岁钱的本意“不形而在神”.然而“意会”没有得到传承，而“形式”却愈演愈烈，成为一种纯粹的金钱游戏，并因此催生了攀比之风，给个人既带来了经济负担，又带来了精神压力。
再加上商业元素的加入，今天的节日红包已经完全变味而日益物化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蓬勃发展，商家通过微信、信博等互联网工具，以全民派发红包的等方式进行广告营销，这无形中之红包的泛滥和水涨船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纠结与不堪。当“红包面子”成为一种现象和风气的时候，对于全社会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。问题在于，作为一种顽疾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，让裹挟其间的人都欲罢不能，送与不送，送多送少都得仔细盘算和计较一番，并在其中去感受攀比、算计、面子、相互嫉妒的各种况味。
世风如此，对下一代的影响其实尤为严重。很多孩子就是从这时开始对物质的多少特别敏感，对攀比之风趋之若骛，并由此成为推手之使陷入更大的恶性循环之中。若是一个国家人对物质和金钱过度看重，并将其作为一种精神标准的时候，也意味着其偏离轨道也越来越远。这种现象从整体到个体都将是一种灾难。
红包本应成为快乐之源，结果却成了幸福的破坏者。更可怕的是，其还以传统习俗和文化作为外衣，一直延续并没有得到重视与治理。当其成为一种精神压力和社会负担之后，对于红包习俗就应当重新进行审视，对其合理性以及表现性都应当进行新的定位。如何规范红包行为，如何在新的时代下给予其新的表现方式，甚至是否取消这种仪式性的存在，都应当形成全民共识并采取相应的社会或国家规范。
